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长期活跃的原因分析

　　１９３０ 年１０ 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开辟了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经上杭、长汀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沿韩江水路），同时还开辟了由汕头——澄海——饶平——大埔转入闽西的交通副线。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到１９３３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也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

　　从１９３０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２００多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３０年冬至１９３１年春夏间，是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第二次是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第三次是１９３３年１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中央苏区领导干部有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肖劲光、李富春、李克农、聂荣臻、张爱萍、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伍修权、王首道、瞿秋白等。

　　这条通向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 区联系的红色干线，被誉为摧不跨、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

　　一、领导重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亲自主持交通线的建立和保障工作。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苏区的联系，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于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鸣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指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交通局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强有力的干部，集中了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１９３０年底，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到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同年年底，由交通局副局长陈 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到汕头市建立中法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的一个重要交通站，一九三一年初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三人到汕头市建立交通站。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调广东省委发行科长李沛群到闽西任交通站长，调卢伟良担任大埔交通站长，还调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 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这样就形成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苏区，长达数千里路的红色交通线。

　　而在中央苏区，因为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凡邻近我根据地的敌占城镇，对食盐、煤油等物资实行“公卖”制，并断绝赤白区域的交通。这就使中央苏区的物资条件非常艰苦。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同志曾派卢肇西往上海，和上海等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为苏区筹措紧缺物资。同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工农武装交通站（１９３２年１月后对外称“闽西工农通讯社”），并在粤东和闽西沿途各县设立通讯社的分支机构。以后又成立 中央办事处和分支机构，负责为苏区采办物资和运送。工农通讯社和中央采 办处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在敌占区通过一些商店 老板采购物资，比如在永定，他们就争取了“源记号”、“万云布庄”、“裕兴祥京果店”等商店为苏区采购。

　　二、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交通线沿途的有利条件。

　　这条交通线以水路为主，迂回曲折，有利条件较多，特别是香港、汕头是华洋杂处，百业并存，南洋华侨出入多，客商往来多，易于我们的同志化装往来；潮汕地区发生革命较早，有国民革命两次东征，“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而且在这个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反动派对于东江的戒备有所松懈：这些条件，对于秘密交通的开展十分有利，中央交通线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输送军事物资进苏区。

　　在中央交通线沿途，香港、汕头、大埔以及苏区边境各县，党组织开设一些店铺，如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匹店和电器、五金等，利用这些店铺的活动，输送苏区所需要物质。这些店铺有：香港大新公司、汕头中法药房、汕头电器材料行、大埔茶阳同天饭店、青溪永丰客栈等。店铺的开设都经过精心筹划，有些是周恩来亲自指导设立的，向苏区输送的物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等。这些物资经过包装之后，由交通员化装携带，或利用社会关系托运到汕头，汕头交通站把货物运到潮州，在竹排门外韩江河面上和大埔交通站派来的船交接；大埔来的船，船头挂上竹帽子，暗示上货，上满之后，取下竹帽，当夜把船开走；货船到了青溪，交通站立即组织群众乘夜抢运，由当地群众肩挑到铁坑转闽西，有时闽西苏区派出部队到青溪抢运。

　　三、措施有力，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制度。

　　中共中央早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发出指示：建立全国交通网的任务，一是传达党中央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是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它各种消息。并且规定交通员在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二天以上，以免妨碍交通，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交通员带到的物件时，必须立即给与回条，所有交给交通员递送之件，必须尽可能轻便易带。

　　中共中央设有一个秘密工作小组，经常讨论研究党内交通工作。中央决定，交通局所辖各站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其次，如果交通局、站因工作需要调人时，即使放弃一个地区的工作也要把人调来；中央拨给交通局的经费是专款专用的，任何人都不准拿走，即使死了人没钱买棺材也不能动用。

　　为了确保中央交通线的安全，交通局实行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规定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就是交通局长对全线的交通员也不是都认识。这样，即使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也不致影响全线，影响全局。交通联络采取自上而下，由下而上或只上不下，只下不上，分片、分层的办法。选择并建立好交通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按当地情况，设站的办法各有不同，有的组织家庭，有的开铺设店，有的利用社会关系，等等。

　　中央对交通员的要求很严格：一，要党龄较长；二，要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三，要政治坚定，一贯表现好；四，要身体健壮。 交通员还要忠于党的事业，坚强不屈；严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胆大心细，勇敢果断，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和善于隐蔽。交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多数是作为“商人”。在韩江电船上打杂干活的“小公司”就有我们的地下交通员。交通员的 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装得象，还要懂得“行活”，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同时，每个交通员都有一套随机应变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口供”，用于日常社会来往和一切突然发生的事件。中央印发文件的办法，是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遇到检查也看不出来。有时把文件用药水写在衬衫上，穿在身上，或藏在热水瓶里，挑担的竹扁担里也用以装放文件。形式多种多样。到苏区提取黄金的交通，途中要碰到这样那样的检查，他们想出许多办法，比如买些鱼把黄金塞到鱼肚子里带走，或把金条藏在随身带的纸伞杆中，甜瓜瓤中，也有的把黄金熔成金条，藏在裤带里，把银元捆在手臂上。 至于携带无线电零件等一类的物资到苏区，往往把这些物资放在饼干盒里、罐头里，或竹制枕头里。

　　１９３１年顾顺章的叛变，使党内交通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保证中央交通线的安全和继续工作。对于交通局的成员（包括吴德峰、陈刚等），凡是顾顺章熟悉的，都作了调动，撤销顾顺章了解的交通站，废止了过去一套的秘密工作方法。 同时对中央交通线进行了整顿，人员作了一些更调补充，使之更加扩大，来往更加安全。

　　四、统筹得当，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机智的应变措施和方法

　　在具体的交通工作中，能够根据实际情形采取有利措施和方法。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刘伯坚给南方局的报告中写道：１、根据我们这次往来，闽西同志的经验，用家眷的形式是很顺利，因为沿韩江上下的闽粤边境的人到韩江经商，尤其是到南［洋］的非常多。我两次过潮汕，保安队都不检查我的行李，却要检查别人，就因为我有家眷和小孩的，保安队便认为我是办公事的，实在有不敢检查 的情形。第一次潮汕遇险，□雅的交通已□敌人□坏，不敢遂然下手，因为我有家眷和小孩，沿途乡村的人都以为我是南洋发财回家的（在政府任事请假回家）；２、这条路还没有严厉的封锁，比较安全，往来于永定大埔之间的敌人，很多货物□可以收入。因为敌人办□经费靠收货物税，□如断绝货物就会断绝办团经费的最大来源，只是红色区域的货物（木料、条丝烟、纸等）被封锁不能输出；３、年龄较大的人行走十分便利。（这次特立同志遇着团匪，他说他是由南洋教书回家，［便］安然通过）；４、不通本地语言也没有关系；５、着衣要因人而异，不能一般都扮着工农和穷人，阔气一点还带沾便宜。这般人物多半是军［拿］工人、农民、贫人与共产党联在一起；６、不要多在白色区域设交通站，多设一站即是多给敌人发现破坏我们的机会；７、在红色区域交通路线亦容易发生问题；８、交通人员的选择，不只是注意技术方面，要特别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方面，在做交通工作前及做交通工作中，都要有给他有政治教育的机会。（第一次，做交通工作的就没有政治觉悟，在危急［时］不给我们［带］路，只顾分抢我们的行李。）在护送干部进苏区的时候，先通过秘密电台通知香港交通站。干部到了香港如果情况正常，就由交通员带路坐轮船到汕头，乘潮汕铁路的火车到潮州，再搭韩江轮船到茶阳。这时候大埔交通站的小船已经在河边隐蔽处等候，一听到汽笛声就立即靠近轮船，敏捷地把上海来的同志载往青溪，通过僻静的山地武装护送到永定。

　　中央交通线的频繁活动，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出侦探特务进行破坏交通线。在中央交通局的直接部署下，中央交通线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出现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场面。１９３３年大埔敌侦探长一人穿便衣到青溪侦探，交通站把他捉到山上，对他说：“你要写两封信，一封以自己到汕头的口气写信回家，另一封以自己到香港的口气告诉妻子，说自己不愿意干侦探工作，出南洋另谋出路。”他不肯写。“不写马上就地枪毙。”他害怕死而写了：交通站派人到汕头、香港分别寄出这二封信，敌人发现探长失踪，产生怀疑，后来获悉家中收到二封信，以为去了南洋，直到后来叛徒向敌人自首，敌人才知道这件事。

　　五、信念坚定，交通员用生命保护交通线的安全

　　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用双脚踩出来的，用血汗连结的。他们爬山涉水、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不但要战胜恶水猛兽，而且要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的稽查。他们节衣缩食，忍受饥寒，但是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地带到香港、上海，从未发生贪污、遗失事件。有的交通员将黄金熔成的金条用布袋缠在身上，因天热路远，皮肤磨擦受伤后化脓成疮，他们忘却自己的痛苦。１９３０年，广东省委交通员卢伟良有一次从闽西返回香港，随身带了十多斤重的金子。为了不暴露黄金，他把那么多的金子垫在箱子底层，顺利地带到了香港。后来又一次从闽西带五百个光洋到香港交给省委。为了不暴露光洋，他在自己两个手臂各缚二百五十个光洋，外面穿上衣服，由于天气炎热，两个手臂上 的光洋把皮肉磨破了，他忍受痛苦，终于完成了任务。

　　交通员不惜牺牲自己，用生命保护了交通线的安全。１９３３年夏，上海交通员冯华，带两个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到苏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携带无线电零件入苏区。他们到汕头住旅店时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冯华掩护了两个代表安全转移，自己却被捕了。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拷打他，他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后被杀害。

　　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以富商身份奉命在汕头市开设电器材料行，外号“大块头”，经常来往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等地，护送干部、军火和机密文件。到苏区提款，他身穿西装，头戴呢帽，手拿文明棍，绅士侨商打扮，出入于敌人封锁线，置生死于度外，三过家门而不入。１９３４年随红军长征，任保卫局交通科长，从事党内交通工作。１９３５年在长征途中，他身带五斤黄金，没吃没喝，心里想着只要把黄金带到陕北，就是饿死也心甘。 后在进入大草地 时，陷入泥沼光荣牺牲。

　　六、群策群力，沿途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保驾护航。

　　秘密工作不能脱离群众，须臾也不能离开党和人民的支持、掩护。红色交通线更是这样，它深深埋藏在人民群众这块沃土大地，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１９３１年初，当汕头交通站建立的时候，中央就指示，要和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交通站由顾玉良代表与东江特委书记秘密会见，双方决定，从上海来的干部和物资经汕头交通站接头之后，由东江特委负责派出交通员护送到苏区。同时还约定了今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

　　红色交通线点多线长，没有沿途地下党革命群众的支持，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比如沿途地下党组织群众乘夜抢运物资就是很好的例子。 据青溪乡江茶英老人回忆：当年替红军担货的人很多，一人一担，前头有武装带路，若有枪 声，后面挑担就要赶紧躲起来。 每次都是晚上七、八点钟起程，天亮才回来。 据李培南老人回忆：“ 有一次，一个同志在南京路和福州路之间的浙江路上一 个小旅馆里，把我送给他看的文件粗心大意地放在被子里，被收拾房间的茶房发现了。但是这位茶房没有声张，在我去旅馆时告诉了我，并说茶房中也有国民党员，如果被他们发现，就凶险了。”这样的事例很多。从中可以看出，红色交通线得以长期坚持，革命群众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吴升辉）

原文载于《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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