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概述抗日战争时期闽西红色文化在报纸和刊物、剧团与戏剧、墙体标语、漫画与木刻板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和人物精神等方面的表现，进而以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层次、构型、传播与整体结构）进行理论诠释，最后揭示闽西红色文化历史变迁对现代社会的若干启示，主要包括：顺应文化变迁规律推动文化创新实践；依据时代主题变化调整文化建设指向；根据实践指向拓展文化资源应用领域；因应动力机制切换调整文化生产模式。
20世纪20至30年代初，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以及苏维埃制度框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实践，在闽西大地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红色文化。闽西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融合闽西区域内的客家文化、闽南支系文化和其他土著文化而形成的文化形态。红军长征之后，闽西红色文化进入后期的演化和变迁阶段；1949年以后则进入全新变迁时期。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包括闽西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闽西人民曾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物质力量与文化力量作出过应有的贡献。那么，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有何表现和内在逻辑？它在特定时期的变迁对现代社会有何启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抗日战争时期闽西红色文化的主要表现
抗战时期闽西红色文化以全民抗战、救亡图存为核心价值，其具体表现形态可概括如下。
（一）报纸和刊物。抗战期间闽西出版了《前驱》、《团结》、《统一》、《闽西日报》、《呼声》等30多种报刊。如《前驱》是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报，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发表特委对广泛开展闽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意见，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团结报》和《统一报》分别由中共龙岩县委和永定县委创办。《大成日报》（省抗战后援会在连城创办的报纸），报转载有关抗战文章，报道全国抗战形势，宣传抗日主张。《汀江日报》（《中南日报》）的几个主要学术副刊（如《语言文字导刊》、《教育周刊》）内容丰富，颇受读者欢迎。《闽赣话余》等文艺副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控诉日军暴行的，有反映人民抗日情绪的，有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民族英雄的。《中南日报》副刊发表众多名家名作，在抗战中起了战鼓与号角的作用。《唯力》以政治中立为办刊原则，内容有事实述评、战局报道等。《呼声》是登载文学作品较多的刊物。众多报刊报道抗战形势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团结各界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
（二）剧团与戏剧。闽西社会各界纷纷组织抗日剧团，深入城乡宣传。戏剧是闽西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连城，成立了省抗敌剧团（后称“抗建剧团”）、连城县抗敌剧团、省立连城师范学校剧团、明耻中学教战剧团等；在长汀，成立了长汀抗战剧团、厦门大学剧团、省立长汀战时后方服务团、汀中剧团、县中剧团等；在龙岩，中共龙岩县委组建抗日服务团；在永定，各地学校和夜校师生组建了宣传队；在上杭，有警钟剧团、大忠剧团、龙文剧社、巡回剧社、上杭青年剧社、杭中剧团等；在漳平，组建了漳平战地妇女宣传队。闽西各地的抗战剧团和各类宣传队、服务团，走上街头、深入农村，演出抗日节目（如《小英雄》、《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戏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保卫大福建》等抗日救亡歌曲。在厦门大学剧团和长汀抗敌剧团的带动下，长汀成为抗日戏剧最活跃的地区。作为国民政府福建党部的迁移所在地，连城的抗日戏剧活动在省抗敌剧团的推动下也盛况空前。省抗敌剧团经常赴各县宣传演出。众多戏剧、歌舞剧与歌剧演出，持续广泛地发动群众，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凝聚起人心和力量。
（三）墙体标语、漫画与木刻板画。脍炙人口的口号、标语具有巨大的传播感染力。抗战时期，闽西红军标语地点广泛分布在闽西各乡镇，时间集中，内涵丰富。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类：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北上抗日的内容。二是批判卖国求荣，支持抗日行动。如“白军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三是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战政策，要求拥护抗日的内容。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反对内战，抗战到底”；四是策反攻心，宣传抵抗外辱的内容。漫画也是社会传播的有效手段。1938年后，闽西成为福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漫画家们出版抗战漫画刊物，创作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漫画。如长汀中复村九厅十八井共有11幅漫画是抗战漫画的典型代表，旨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和号召国民救亡图存。壁报、漫画、宣传栏等文化宣传形式分布在闽西各地。永定县侨中的木刻作品内容丰富，技术成熟，社会影响较大。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尽管物质条件困难，抗战时期政府依然坚持保障教育投入，因为教育是“充实力量增强国力的最好工具”。闽西山区各类初等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师范坚持勤俭办学，总体上学校教育得到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也以多种形式发展起来，主要目标是将识字扫盲等社会教育与抗战的宣传动员结合起来。政府制定了《民众教育馆规程》，设立各类班次。中小学教育计划也应战时需要而设置救护、消防、公共卫生常识、建国教育、劳动教育等内容。闽西教育在抗战时期最重要事件是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1937年底至1946年）。抗战期间，学校得到大发展，既办好了教育，也提升了长汀的文化品味，帮助出版《汀州日报》和《中南日报》，委派厦大教授到中学任教，创办民众夜校，帮助成立抗战团体，对闽西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中央苏区时期“红色小上海”的再次繁荣。
（五）群体活动、人物与精神。闽西人民基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对抗战主题的回应。如各种救亡图存的情感、支持抗战、踊跃参军的行为，一批闽西英雄儿女以及新四军二支队2400多名将士投身抗战甚至为之牺牲（如陈明与辛锐、邱金声等），再如众多闽西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文化人士（如作家马宁、文艺理论家林默涵、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的先驱胡一川等），他们在闽西乃至中华大地上以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传播、教育等众多的文化工具投身抗战，又如一批籍贯闽西的爱国华侨不但全力捐资支持抗战，也在世界新闻舆论界积极斗争、服务国家抗战事业，一大批闽西华侨青年奔赴抗战前线。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在闽西的具体体现，也是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表现。
二、抗日战争时期闽西红色文化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一）文化层次构成。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抗战时期闽西红色文化的层次构成主要体现：一方面，体现为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大抉择，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政党联合，是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具有最广泛最普遍的意义。在经济生活方面，闽西人民开展以“工业合作社”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为抗战提供大量物资支持。在社会运动方面，闽西党组织团结各党派和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宣传活动；开展募捐劳军活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动群众增加战时生产等。如连城县的“明耻晨呼队”每天清晨沿街呼喊抗日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连城文川桥上的宣传栏发布诗歌、文章和漫画，红坊抗日服务团王博的抗日连环画等，成为群众赶集必看的文化景观。可见，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转向了宣传、支援抗战，服务、投身抗战。全民抗战体现在群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另一方面，体现为普遍的符号系统。其一是文本形态。如《前驱》、《团结》、《统一》、《唯力》、《抗日救国方案》等报刊名称、文艺作品等，以及《小英雄》、《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文章或剧目。其二是图像形态。包括墙报、画报、木刻画等。典型的如墙体画、《抗敌漫画》、《侨中木刻》等。这些符号体现了社会合作、团结、爱国主义等价值。
（二）文化构形实践。文化构形是文化领域的有意识的运动或趋势。它表现为非正式的、自由的文化生产组织形式和自我组织形式。相对于由政府组织推动的体制性文化活动如新闻出版、戏剧演出和常规性标语宣传，侨中木刻具有典型的民间性。侨中学生通过学生自治会（非正式组织）组织木刻研究小组。木刻研究组出版了以抗战木刻为主题的小型壁报《侨中木刻》，聚集了包括丁睦朋、熊培贤等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家群体。文化构形常常与时代风尚密切关联。侨中木刻运动与抗战时期中国美术运动相呼应，既是一股艺术潮流，更是反映时代主题的社会运动。《侨中木刻》和《侨木选集》主要发行于闽粤赣三省。这些刊物所刊木刻作品都采用“诗配画”的形式，配发短小精悍、主题鲜明且富有战斗精神的诗。侨中木刻在艺术风格上刀法粗粝、线条简洁，内容生动、形象，或者反映民众疾苦、悲天悯人，或者弘扬民族大义，充满着催人奋进的英雄气概。一批作品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侨中木刻正是闽西红色文化适应时代主题变迁产生的典型的文化构形实践。
（三）文化传播过程。文化传播在社会过程中的总体性地位。抗战时期的闽西红色文化传播具有同等地位。一方面，它体现为社团组织推动文化传播。传播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方式。中共闽西党组织和国民政府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各阶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抗日救亡团体有抗敌后援会、抗日义勇宣传队等众多社团组织开展抗战宣传，在各种群体中进行有关抗战意义的描述、学习、劝说、交流和分享。另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活动带动文化传播。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是传播过程。如抗战之初，闽西党组织帮助国民党地方政府争取土匪下山改编，经整训后开赴前线，既维护和巩固了后方秩序，又增加了抗日武装力量，更是一次全民抗战的社会团结和社会教育。闽西各界群众开展募捐劳军，向前方输送了大批抗战用品；动员青年参战，增加战时生产等等，既直接支援抗战，也是广泛的抗战动员和教育。闽西华侨在物资上大力支援抗战，还利用国际媒体宣传抗战和制造国际舆论。在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包括闽西在内的全世界中华儿女相互动员、相互激励、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各领域的社会活动中凝结最广泛最坚实最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
三、抗战时期闽西红色文化历史变迁的启示性思考
（一）顺应文化变迁规律推动文化创新实践。人类文化变迁是在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组成的动态的三元结构性张力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闽西红色文化亦如此。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文化适应时代变迁而变化是常态。文化生产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市场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过程。文化生产要通过不断的再生产来保持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延续。闽西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承、政治激励和经济驱动等价值拥有广阔实践空间。当代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闽西红色文化就是具有地方特色、客家族群特性和革命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是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矿藏，值得我们去挖掘和阐发。闽西红色文化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全球化条件下的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特别是基于当代信息传播技术而发生的复合性文化传播、文化再生产和再实践，将是变迁的主题。
（二）依据时代主题变化调整文化建设指向。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应置于整个社会生产与实践过程中来看待。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时代主题决定文化实践指向。时代精神应从时代实践中去寻找并获得自己的生命力。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浪潮中生成的闽西红色文化，进入抗战时期面对民族革命的时代主题，其实践指向、价值内涵及相关机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体上，它在围绕和服务于闽西乃至中国社会变革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社会变革中体现了独特的精神价值。作为曾经的社会变革实践方式、生活方式，闽西红色文化已经定格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主题。闽西红色文化适应时代主题的深刻变迁，实践指向应体现为思想精神资源（如才溪乡调查精神）的传承和视觉符号资源（如文本、图像与构筑形态）的商业与美学价值利用。
（三）根据实践指向拓展文化资源应用领域。文化永远是一个整体而相互关联的社会物质生产过程。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文化实践指向和媒体传播技术决定了应用领域的具体形态。当今世界，由于文化传播技术与实践指向的巨大转变，闽西红色文化的现代应用领域应体现在：一是政治领域。闽西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概念符号在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等方面得到应用形成了“红土系列”品牌；它也在各类政治或政策文件中得到一再表述，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发挥着政治价值和政策价值。二是经济领域。曾经的意识形态符号，如今则被看作是消费符号。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已经从物品消费转变为符号消费、图像消费。闽西红色文化资源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日益活跃，如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产品等。三是教育领域。因其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价值，闽西红色文化在干部教育和学生思想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上三大领域应用未来应进一步在的内容、形式、机制、方式等方面进行拓展。
（四）因应动力机制切换调整文化生产模式。文化再生产的本质是特定制度对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闽西红色文化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随着时代实践主题、政治经济架构和媒体技术形态的变革，文化再生产模式也要发生深刻变革。不同于革命年代的原生性、自觉性和非市场机制以及生产主体的革命色彩，红色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产与传播模式有显著不同。这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模式的再生性；生产动力以观念塑造、消费需求为主（前者由政府驱动，后者由市场驱动）；生产机制以市场机制为主，兼有设立制和赞助制。文化再生产的主体则以企业、政府和商户等为主。总体上，以市场机制为主导，通过党和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员进行红色文化挖掘、整理和应用，将是红色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方式。
（本文发表在《闽西广播电视报•龙岩新周刊》2015年第36、37期，刊号：CN35-0036）
（作者谢耀南系中共龙岩市委讲师团教研室主任，本文是福建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15年立项课题“闽西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闽政研2015-B9）
